吕凌：打造器官移植技术的“中国方案”

“此次获奖对我来说是对过往的鼓励，更是对今后奋斗的激励。我希望能用科技让更多肝移植患者像正常人一样生活，寻求替代毒副作用大的免疫抑制药物的方法，从而减少病痛、延长寿命。同时，对现有移植技术不断创新，将器官移植学科发展带入全新时代。”省研究型医院学会会长、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主任医师吕凌谈起自己获得2020年度中国科协求是杰出青年奖成果转化奖时说。

用行动演绎医者仁心

2007年，一个安徽的小男孩，在肝移植后，由于家庭无法承担长期服用免疫抑制药物的高昂费用，出现排异后不幸离世。这件事让吕凌久久不能释怀。他一直在思考有无其他方法来解决手术后的排异问题。“当时免疫抑制药物还未列入我国医保清单，价格高昂。”吕凌把这种“手术成功，但没能让患者长期存活”的无奈，称为“外科性无助”。从那以后，他也一直在寻找打败“外科性无助”的方法。

有没有更先进的治疗手段，能让移植患者少吃药，甚至不吃药？此时，吕凌注意到了国外发表的一项科研成果--科研人员给心脏移植后的小鼠注射一种细胞，使原本排异的小鼠奇迹般地存活下来。他当即给国外学校免疫系主任写了邮件，表达自己希望能出国学习，让这项技术造福移植患者。幸运的是，外国实验室向他抛出了“绣球”。

在国外深造3年后，吕凌怀着一腔热血想用所学技术造福患者，开始了基础研究和临床应用的转化工作。那时，国内自体细胞治疗刚起步，对这项技术在临床上的应用，国内专家的态度都极为谨慎。

潜心攻克“外科性无助”

身为一名外科医生，吕凌的初心是解决患者的疾病。而身为一名科研人员，他想为国家做出开创性的事情，解决实际的临床问题。回国后的吕凌，着手开展“调节性T细胞用于肝移植患者术后免疫耐受的诱导治疗”。

这种疗法是利用患者自身的免疫细胞在体外扩增，再回输到患者体内，让这些细胞“化敌为友”调节机体免疫平衡。“免疫系统是人体的‘卫兵’，它能辨认‘敌我’并清除‘敌人’，保护自己。但在器官移植后，植入的器官同样会被免疫系统识别为‘入侵者’而加以攻击，由此引起排异反应。传统免疫抑制是靠药物来发挥作用，但价格昂贵，长期服用毒副作用大。”吕凌说。

要实现一项新技术从基础研究向临床应用的跨越难度很大，除了掌握技术，还要寻求权威专家的支持，通过伦理审核，要有足够的资金及临床研究平台，更要获得患者的支持和参与，缺少任何一个环节都难以成功。吕凌介绍，因为人种不同、试剂不同、实验条件和环境不同，技术落地国内需要重新建立临床标准方案。艰难中，他用“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激励自己。同时，肝胆中心主任王学浩院士也用自己的故事鼓励他：“要吃比别人多更多的苦，才能取得多一点的成绩。”

在王学浩院士的指导下，2014年12月，吕凌和团队完成了全球第一例肝移植术后免疫耐受的诱导的临床治疗。目前，进入免疫抑制药物减量阶段的患者未出现毒副作用。

构筑公众健康“守卫墙”

吕凌认为医务工作要有“三重境界”。第一是工匠精神，用一台成功的手术回报患者信任；第二是科学家精神，接轨学术，争取研究出最有效的手段提高患者生存率，不当只会拿手术刀的医生；第三是协同创新的精神，引领更多人协同创新，把个人的创新看作是“点”，将“点”连成“线”，编织出创新“网”为公众筑起一道保卫健康的“守卫墙”。

吕凌在诊疗过程中发现，刚开始采用心脏停跳死亡供体捐献的器官移植效果并不理想。于是，他邀请工科的教授一同研发器官体外循环支持系统--肝脏灌注仪，通过模拟在体环境，在体外保存、修复器官，该技术获得江苏省科学技术奖一等奖。“我国器官移植事业发展非常迅速，但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尚待思考解决。其中一个就是器官转运的质控。”吕凌介绍，以往，器官转运大多采用静态冷储存的方式，整个过程无法实时了解器官的质量数据。但采用机械灌注方式，那么系统就可实时采集供体器官的数据并反馈到平台上，用手机等移动终端就能监控数据，进一步规范了器官转运的流程，对于手术安全和患者预后都有重要的作用。

吕凌介绍，“过去，一些供体由于存在脂肪肝等等疾病，捐赠的器官无法使用。而机械灌注系统的修复功能恰好解决了这个问题。未来，我们不用因为静态冷储存损伤供肝而争分夺秒进行手术，可以使供肝在机械灌注系统多‘修复’一会儿，这对于我们提升边缘供体的利用率有相当积极的作用。”

此外，吕凌还积极向政府建言献策，希望能够在南京打造一个公共的细胞研究转化平台，搭建起基础研究与临床治疗的转化之桥。经过三年多的努力，新型研发机构中国（南京）细胞谷在南京江北正式启用，“中国人群细胞图谱计划”由此提上日程。“该平台主要致力于建设‘一体两翼四平台’，其中，综合细胞资源库会联合红十字会一起建立公共库，实现细胞资源共享及有效监管，为绘制中国人群细胞时空图谱计划贡献力量。”吕凌认为，该项目的顺利实现将为南京创新名城建设贡献“细胞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