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国家需要 我们就一定要干好

      “我只是一名普通的教师和科研工作者，能够把一个知识分子的理想付诸现实，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希望用我们的故事来激励广大学子树立坚定的报国信念，把国家需要作为干事创业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在各领域创造更多利国利民的重器、利器！”发布会现场，哈尔滨工业大学刘永坦院士通过音频发表感言。

新书透过刘永坦的人生经历和科研贡献，展现了一位知识分子的拳拳爱国之心和科技报国之志。

      一生只做一件事，一辈子推动国家对海探测领域前瞻布局，刘永坦扎根黑龙江60余载，40年坚持自主研发新体制雷达，打破国外技术垄断，带出了一支敢打硬仗、能打胜仗的“雷达铁军”。

刘永坦院士在工作中。哈尔滨工业大学提供

      别的国家已在研制，中国决不能落下

      1981年秋天，45岁的刘永坦结束在英国的进修，起程回国。在外学习期间，他对雷达有了全新认识。此刻，他的心中萌生出一个宏愿——开创中国的新体制雷达之路。

      新体制雷达有多重要？“雷达相当于人的眼睛，你能看多远才能说保护你的海岸线和海域有多远。”刘永坦介绍，我国海洋国土面积世界排名第九，有300多万平方公里海洋面积，但当时能有效监测的范围不到20%，“大部分看不到、管辖不到，别人进入我们的海域，比如到岛礁捕鱼、勘探石油、建立钻井平台等，或者敌方目标进来，我们都不知道。”

      研制新体制雷达有多难？一是高频波段的散射和传播特性与微波波段截然不同，目标探测面临的外部电磁环境远比微波雷达复杂，现有常规雷达理论与技术无法适用。二是国际上处于探索起步阶段，国内技术完全空白，没有任何理论和技术可供借鉴。20世纪70年代中期，中国曾对此进行过突击性会战攻关，但由于难度太大、国外实行技术封锁等原因，最终未能成功。

      研究这项技术，对刘永坦个人和科研团队来说，风险极大，很有可能几十年下来没有任何成果，也可能一辈子默默无闻。“别的国家已经在研制，中国决不能落下，这就是我要做的事。”刘永坦内心笃定。

      坚定的信念源于童年的苦难记忆。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苍生蒙难，家国难安。1936年，刘永坦出生于南京一个书香门第。出生不到一年，就随家人开始10余年的逃难生涯，“那种苦深深印在脑袋里”。取名“永坦”不仅是家人对他平安顺遂最好的祝愿，而且是对国家命运最深的企盼。

      “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在昏暗的菜油灯下，母亲用慈祥的声音诵读诗词，父亲常常告诉他“科学可以救国，可以振兴中华”。这让刘永坦对国家兴亡感受深刻，也让他将“家国”二字融入血液之中。

      为了迅速形成我国新体制雷达发展的整体方案，刘永坦带领团队，在几个月的时间内，熬出了一份20余万字的对海探测报告。“这20余万字可不是用打印机打出来的，而是团队成员一笔一画手写出来的。光写废的纸摞一起就得有半米多高。”哈尔滨工业大学电子工程技术研究所副所长杨强说。

      新体制雷达涉及信号发射、接收、信息提取等各个环节，每一处刘永坦都要求大家必须实现理论技术的创新，在实践中获得检验。所以，团队成员们都称这项研究是“打铁”的活，反复锤炼成千上万次才可以通过。

      凭着这股劲头，刘永坦带着团队从零起步，系统突破基础理论问题，创建了新体制探测理论体系，实现了海防预警科技的重大原始创新。

      科学研究要真正为国家所用

      九月的山东威海，海风拂面，海边排列整齐的天线阵，是我国对海新体制雷达的主要结构，它可以远距离探测海上目标的位置和方向。

      从理论突破到实际应用，刘永坦和他的科研团队用了22年。“科研成果不为国家所用，就像一把没有开刃的宝剑，好看却不中用，这对国家来说是一种巨大的浪费和损失。”他常和团队成员这样说。

      1989年，刘永坦带领科研团队在山东威海建立了我国第一个新体制雷达站。“在设备调试初期，发射机、接收机等模拟信号系统杂散干扰太多、背景噪声过大、设备工作不稳定，问题需要一个个去解决。控制、跟踪系统和信号处理系统时常死机，需要耐心调试。要从几十万行的大型控制程序中找出问题的症结，工作量巨大。试验中的运行状况决定项目能否顺利转入下一阶段的研制。刘老师带着我们工作起来经常顾不上吃饭，饿了，吃口面包，困了，在实验室板凳拼成的床上睡会……”哈尔滨工业大学（威海）电子所所长于长军难忘一起战斗的岁月。

      功夫不负有心人。1990年4月3日，当新体制雷达技术终于使目标出现在屏幕上时，团队所有成员激动得泪流满面。“我们决定出去吃顿好的，庆祝一下，当时雷达站周围特别荒凉，大家步行了近一个小时，才找到一家小饭馆。”于长军说。

      因在“新体制雷达与系统试验”中取得的重大突破，1991年刘永坦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当年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1994年当选中国工程院首届院士。

      获奖后的刘永坦并没有“见好就收”，他有更大的目标：让新体制雷达走出实验室，应用于海洋，成为国家海防重器。随后10余年里，刘永坦带领团队从实验场转战到应用场，开始了更为艰辛的探索。设计——试验——失败——总结——调整——再试验……历经上千次实验和多次重大改进，他们攻克了一个个技术难题。

      2011年，我国具有全天时、全天候、远距离探测能力的新体制雷达研制成功，与国际最先进的同类雷达相比，系统规模更小、作用距离更远、精度更高、造价更低，核心技术处于国际领先地位，标志着我国对海远距离探测技术取得重大突破，我国成为极少数掌握远距离实装雷达研制技术的国家之一。

      荣誉属于所有爱国奉献的知识分子

      熟悉刘永坦院士的人都了解，他为人低调，把荣誉看得极淡：“我头上的光环都是党、国家和人民给的，取得的成绩都是学校和团队共同努力的结果，如今获得的荣誉不仅属于我个人，更属于这个伟大时代所有爱国奉献的知识分子。”

      无论获得什么荣誉和头衔，刘永坦最看重的还是“教师”这一身份。从教60余年，他一直致力于电子工程领域的教学工作，在新体制雷达攻关工作最繁忙的时期，仍然给本科生和研究生讲课。

      刘永坦重视团队建设和人才培养。“我们团队的特点就是不服输，绝不向外面的封锁低头，不怕别人卡我们脖子，往前走，自主创新。”谈及团队，他一脸骄傲。

      “对科学研究负责，对国家使命负责，让团队始终在高压中倒逼学习、险中生智。用刘永坦先生的话讲，‘一定要把实验室里的成果变成真正的应用’。这也成为哈工大很多科研团队的共同追求。”哈尔滨工业大学电子工程系主任李杨说。

      在刘永坦的凝聚和引领下，科研团队由最初的6人发展到几十人，成为新体制雷达领域老中青齐全的人才梯队，建立起一支专注海防科技创新的“雷达铁军”。

2020年8月3日，他把2018年度获得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800万元奖金全部捐出，设立永瑞基金，用于学校人才培养。“我们这个岁数，所求不多。事业需要接班人，未来还得靠年轻人。”刘永坦说。

      面向国家未来远海战略需求，耄耋之年的刘永坦依然活跃在教学科研一线，继续带领团队规划实施对海远程探测体系化研究，逐步开展分布式、小型化等前瞻技术的自主创新。“‘向海而兴、背海而衰’。历史一再警示我们，没有强大的海防，就没有稳固的国家安全。核心技术买不来、求不来，必须靠我们的智慧和奋斗拼出来、干出来！党和人民的需要是最强大的动力，只要国家需要，我们就一定要干好。”